摘要：这是一趟硬座和硬卧混编的普快列车，一般停靠县级以上车站。省城是这趟车的首发站，我在首发站上的车。

这是一趟硬座和硬卧混编的普快列车，一般停靠县级以上车站。省城是这趟车的首发站，我在首发站上的车。

傍晚，列车员验过我的票，上车后，一边是硬座车厢一边是硬卧车厢。我走进了硬座车厢，里面人满为患，到处都是外出找钱的人，几个年轻人在打牌，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荤话，不时爆发出一阵震耳的哄笑声。不断有人举着方便面盒喊“借光”，甚至有人钻到座位底下，伸出一双腿横在过道上。

列车启动后，车厢里依旧不减登车时的嘈杂，突然我明白过来，我是硬卧车厢，却习惯性地往硬座车厢走，坐硬座是我长期养成的习惯。我反身往回走，走到两节车厢接头处才发现门锁住了，我敲敲门上玻璃，还晃了晃我手里的硬卧车票，门对面的女列车员给我开了门，我侧身挤过去，门又迅速关上。

由于迟到，走近硬卧铺位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坐定了，我对上号，发现行李架上已经塞满了行李，我只好把旅行箱塞到下铺床底下，坐在我下铺上的人见我来了，离开铺位坐到了靠窗的弹簧椅上。我收拾停当，掏出手机给六指打电话，电话里乱哄哄的，我问六指，你在哪节车厢？六指说，我就在紧挨硬卧车厢的那个硬座车厢。我说，我刚从那节车厢过来，咋没见你？六指说，别逗了，你会坐硬座？我说，我就在紧挨你的那个硬卧车厢，你来吧。收起手机，我站在过道上，恰巧这个时候硬卧车厢的门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看见六指朝我走来。

可以看出由于一年四季的日晒风吹，六指脸上肤色黝黑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。我长期坐办公室，大概没啥变化，六指还没走近我，就认出我了。六指朝我摆摆手，接着又伸出手，我握住六指的手，六指先说，啊呀……老同学，没啥变化呀。我说，你也是老样子，就是老了黑了。你当年可是一表人材，梳着一丝不苟的分头，双眼如电，唇红齿白，身上总散发着高级香皂的味道。我接着说六指，你这些年是咋回事？也不和我联系。六指叹口气说，我过得没你好，没脸见你。

在此之前，六指给我打过电话。六指给我打电话的那天，正好是我五十一岁生日，我以为是谁给我电话祝生呢。我接通手机，里面传来很响亮的声音：我是六指，咱村清明节要祭祖续家谱，你回不回去？六指不等我回话，口无遮拦地接着说，这种事你不回去不可能，除非你不进家谱，记着啊，像你这样的干部，每人最少捐三千元。我和六指是高中同学，我们失去联系已经三十多年了，我半天才缓过劲来说，你在哪？六指说，我就在省城打工，咱一起回吧。说着，我和六指约定了回县城的时间和所搭乘列车的车次，就结束了通话。

这里介绍一下，我们县位于铁路支线而不是干线上，过去每天都有一趟慢车停靠，现在几天才有一趟普快列车停靠。坐普快列车回我们县要一个晚上，也就是说我前一天傍晚从省城上车，第二天凌晨才能到我们县火车站，正好可以在列车上住一宿。

我和六指坐在我的下铺上攀谈起来，那个坐在弹簧椅上的男人，年龄和我相仿，细眯眼，尖嘴，先是歪着头听，接着偶尔插一句话，后来也加入了旅途闲聊。原来这人在省城开一家小饭店，姓汤，汤老板，汤老板腿有些瘸。汤老板说他不是真瘸，是叫一锅滚烫的开水烫的，说着慢慢撩起裤腿，果然露出了腿上的烫伤。六指就说，都不容易。说着，指指我说，不包括你啊，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一天。我说，你从哪听的，都是些胡说八扯的误导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，累着呢。六指说，反正比我们舒服，要不咱换换？不等我接话，六指说，你肯定不愿意，对不对？汤老板眨巴着眼问我，你在哪高就？六指抢着回答说，人家是干部，坐在漂亮的大楼里，威风得很！

四周的人纷纷抬头看我们，发现是故友重逢，又都继续低垂脑袋玩手机。我和六指聊上后，知道六指在省城干装修铺地板砖的活，每天工钱三百元，要有活干，一个月可以挣一万元。我惊了一跳，看来有手艺就是厉害，工匠啊。我对六指说，我每月才挣三千多块钱。六指撇撇嘴说，你那工作体面，我挣得再多，也是个农民工。

这时候，列车突然抖动一下，缓缓停靠，一个小站到了，窗外站台上灯光明亮，有人推车卖零食泡面。这时，在我对面中铺上躺着一个女人，三十左右，大波浪卷发，眉形很好，不断在咳嗽，每次咳嗽动静之大让她的头和脚同时翘起来，身体在床板上颠动了一下。这咳嗽声像是要把喉咙撕破，我对着硬卧隔间里的人说，谁有蒜？所有人都疑惑地看着我，汤老板顺手一摸，就从兜里掏出一疙瘩蒜来，我说，果然是开饭店的，不一样啊。汤老板说，这还是下午客人吃饭要的，没吃完，装兜里了。我接过蒜，递给中铺那个女人说，把蒜皮剥了，含在嘴里，不停地咬蒜，把蒜汁咽下去。这是偏方，很管用。

女人歉意地笑了笑，趁机又连咳了两声，然后接过蒜，照我的说法把蒜含在嘴里。十分钟后，女人左胳膊肘支撑着欠起身，探头对我说，果然有用。这时候，我才发现女人不咳嗽了。女人说，蒜汁从嘴里往下咽，嗓子一点不痒了，谢谢你。

我一接受别人感谢就脸红，尤其是女人，也不知道怎样和一个陌生女人搭讪，但彼此有了好感，女人重新躺下，把玩手机。此时的硬卧隔间里挺安静的，不约而同地都在把玩手机，汤老板看着手机新闻说，操——宝马车又撞翻环卫工，蹿了。六指把自己的智能手机打开，用手指在屏幕上刷着说，后面还有跟帖呢，环卫工那么苦，凭啥拿那么少的钱。我头上中铺躺了一个人，用脚后跟磕一下床板嘀咕说，这有啥奇怪，扫地没技术嘛。

六指说我，你的手机也拿出来，有啥新闻让大家欣赏欣赏。我说，有啥新闻，不就是某某城市某某街道发生了车祸，再就是某小三把某大款的老婆杀了或者某大款的老婆把某小三杀了，这样的新闻全世界每天都有，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，让闲得无聊的人打发时间，或者给写这些新闻的人找些活干。六指马上咂嘴说，看看，眼光不一样啊。我说，有啥不一样，咱俩在一个村出生，童年、少年和几年青年生活都在一起，都是农民的儿子。六指坚持说不一样。我说，只不过我比你多读几年书，这就像做生意，我们家下的本大，吃的苦多，生意就大；你们家不愿吃苦不愿下本，生意就小。六指说，照你说，我和你就是我们两家的生意？我说，这是个比喻，我们家下的本大，所以我们家生意好，我就比你混得好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没有付出哪有收获？你光想坐那不动就和那些拼死拼活的人享一样的福，别说人类社会没有，就是动物世界也没有。

这时候，躺在中铺上的那个女人帮腔说，你说得有理，我就发现每个城市小区里都有一群乡下来的妇女，没有别的事情做，整天花那么多时间坐在小区门口看人，我就想，她们靠什么生活？六指说，靠老公养活。中铺上那个女人说，那她们没有收入是不是也不公平？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
六指这家伙就是喜欢钻牛角尖，从一上车就和我抬杠，大概意思就是他多苦，我多舒服，就好像我是欺压在他头上的恶霸。我和六指的辩论不断升级，已经上升到我们高中所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度。我说六指，你这人真扯淡，总把你对富人的仇恨，发到我头上，我他娘也是一穷人，你看看。说着，我掏出手机说，我用的还是老款诺基亚手机，一百多块钱。六指摇头说，你那是装穷。我说，那你呢？六指噎住了，我……我是装富。我点着六指说，你呀，心态不对。

我们家和六指家都在后河村，后河村在两省交界处，距离县城30多公里路。当时，六指家和我们家门对门，中间隔着一条土路。六指爹会做豆腐，我爹只会种地。1981年，我和六指从乡高中毕业，到县里参加高考，考场纪律是我们这些从乡里出来的考生从来没有见过的严厉，有武警战士在用白石灰粉撒的警戒线里笔直地站岗，进考场对着照片检查准考证，考场前后都站着别的县的老师监考，这叫异地监考。先宣布考场纪律，随着尖厉的电铃突然响起，开始发考试卷，接着老师手一挥说，开始答题！我的爷，我和六指在乡下，哪见过这种阵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啥也想不起来。结果我和六指都落榜了。

落榜后，偌大的世界没有我和六指的出路，只好叹息一声，回家劳动。我回家帮我爹种地，六指帮他爹卖豆腐。

起初，握笔杆子的手握起锄把子确实让我受了不少苦。第一天干活下来，我双手就起了血泡，手疼得发抖。有天，我爹从六指家借来一双新皮鞋，在新皮鞋一边又扔了一双臭气熏天的破球鞋，破球鞋的鞋底和鞋帮上沾满了像牛屎一样的泥。我爹指着两双鞋对我说，你要想去城里穿皮鞋，就像李闯王一样往高考里闯。你要想留在家里干活，这双破球鞋就是你的。我爹的比喻太生动了，傻瓜才愿意穿破球鞋，我忙说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问题是我怕考不上。我爹说，我是生不逢时，生在读不起书的旧社会，我要读得起书，往前生生我是秀才，要生在民国，我考黄埔军校，可我，现在，纯粹一个爱学习的文盲，你不能再像我，窝囊！就是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

打定复读的主意后，还没想好去哪复读，我就去和六指商量，想动员六指和我一起复读。我记得，当时六指家拉了一圈青瓦院墙，院门楼也盖得有模有样，院子里有五间高大气派的新瓦房。当时要建造几间这样的砖瓦新房造价很贵，一般人家是建不起的。我家还是三间泥墙茅草屋，墙壁缝隙用稻草堵住，即使这样，风依然透过墙壁缝隙吹到屋里。我敲打门环喊，六指在家吗？“吱呀”一声院门拉开了，六指娘探出头看是我，啥事？我说我找六指有事商量。六指娘说，六指在集上卖豆腐呢。

我知道，六指家做豆腐有祖传手艺，已经传了三代，做出的豆腐白色微黄，柔韧有筋道劲儿。他家出豆浆用石磨不用豆浆机，烧锅用木柴不用煤。六指他爹说他做的豆腐跟别人做的豆腐不一样，即使一样，也要比别人做的豆腐“面相”好。六指爹姓徐，就裁布缝制了一面杏黄旗，将“徐家豆腐”四个字绣上，绑在自行车后货架上，六指骑起来“哗啦啦”作响，到集市上支起自行车摆摊。

那天．我骑着我家的破自行车到集市上找六指，头发都被汗水浸湿了。六指不知道我找他有啥名堂，还以为我是来找他帮我打架。那时候，我没少帮六指和附近几个村的男孩打架，遗留下来一些仇人。六指的生意不好，豆腐没有卖完，我就帮他吆喝，又香又甜的豆腐，咬一口甜掉牙啊。我一吆喝，就有人过来问豆腐价格，嫌贵走了。六指用衣袖在豆腐上来回扇着，赶着苍蝇说，你瞎吆喝个毬，你那是卖西瓜！接着，六指感叹，现在人还是穷，连豆腐都吃不起。我看六指为卖豆腐发愁，就说，复读吧，前村那个谁，不就复读考上了。六指说，毬，还是落榜！我说，复读一年就是考不上，你也缺不了啥，照样可以卖豆腐。问题是，万一考上了，你就可以把花椒娶回家。

一说到花椒，六指眼睛就亮了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花椒和我们一个村，刚到乡小学当代课教师。花椒爹是乡里干部，花椒这样条件的女孩在我们乡是屈指可数的。她圆圆的脸，白净光洁，夏天喜欢穿一件粉红的连衣裙，百褶笼袖，两臂滚圆，身材稍稍偏胖，过膝的裙摆，露出丰满的小腿。花椒那时候还没说定婆家，但花椒娘已经在村里表示，村里谁家男孩考上大学，花椒就说给谁家，有点比武招亲打擂台的意思。一说到花椒，六指就动心了，他曾告诉我，他最喜欢花椒丰满的小腿肚子。

……天渐渐黑透了，我看见一个村庄从眼前一闪而过，村庄后面衬着一大片黑乎乎的树，看不清是什么树。没多久，外面又下起了断断续续的雨，雨打到窗户玻璃上，迅速汇积成串，以一种毫无规则可言的方式滚滑下来，就像不可预测的人生轨迹一样。这时，汤老板看我和六指聊得热乎，插不上嘴，抓住卧铺上的梯子想爬到上铺去休息，一抬腿，“哎呦”叫起来，腿疼得爬不上去，就和我商量换铺位，我知道汤老板是后半夜下车，就说，你又坐不到天亮，占个卧铺浪费，干脆你和六指换一下，差价给你。汤老板居然答应了。

六指换了铺位，心情大好。我说六指，你呀，当年要坚持复读，不也和我一样了？躺在中铺上的那个女人对我和六指的谈话很感兴趣，捂住嘴，一直笑个不停。后来，那女人从铺位上下来去方便，回来就坐在我对面听我和六指闲聊。说我和六指的事可以写个故事发网上，原来这女人是记者。

我说六指，当年劝你复读，我可没少费劲。六指叹口气说，人生难测啊。我说，我第三次劝你复读，是在你家里。那天，我在你家院子里转悠，院墙是新砖垒的，墙顶上面用水泥插满了‘碎玻璃片。院子角落里是豆腐坊，里面有几口大水缸，大水缸里泡着黄豆。水缸旁边垒着一个两口大铁锅连在一起的炉灶，巨大的铁锅完全可以把小孩子放进去洗澡。紧挨炉灶是一盘石磨，还有一个吊在房梁上的像渔网样的纱布兜，纱布兜下面靠墙边是一个很大的木模子。

我记得，那天你爹正在教你做豆腐，你爹指着大炉灶说，如果生意好就烧两口锅，生意不好就烧一口锅。你爹知道我是来劝你复读，不想搭理我，也不怕我偷学手艺，你爹知道我不学这个。你爹说，豆浆点卤变成豆腐脑后，就在纱布兜里挤去水分，然后舀到木模子里去，摊平，用平板挤压成型，划成块就可以卖了。我插嘴说，还可以做豆腐干、豆腐丝、豆油皮。六指爹说，你说的那些东西我都会做，现在人连豆腐都嫌贵，哪吃得起那些金贵东西。六指爹说着警惕起来，问我，你是不是又来劝六指复读？我说，不是，主要是六指喜欢花椒。

花椒比武招亲打擂台的事，六指爹也知道，就拿眼看六指，把六指看得心里发毛，六指说，那是花椒娘说的，村里男孩谁考上大学，花椒就嫁给谁。六指爹犹豫了，不敢坏了儿子的婚姻大事。我赶紧插嘴说，复读也就一年，耽误不了啥事，万一考上就美死了。

事有凑巧，当时，恢复高考没几年，我们县平均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二，哪个乡有人考上大学，乡领导就有面子，在县里开会腰杆子也硬实，不管考上的学生和自己有没有关系，但重视教育的帽子戴头上了。我们乡连着几年高考都是零蛋，可把乡长气坏了，一摔帽子说，新兵蛋子中个毬，打仗还得靠老兵，办复读班！

就这样我和六指在乡高中复读了。

到乡高中报到后，问题来了，学校缺钱，想在我们这些复读生身上拔毛，费用比在校生贵，零零总总加在一起把不少家里穷的复读生吓跑了。我把钱的事给我爹说。我爹头顶毛发稀少，脸黑长，高颧骨，长眉毛，耷着眼坐在矮凳上抽烟，桌上用筲箕扣着吃剩的菜碗。我爹先把烟抽干净，直抽到烧着手指头了才恋恋不舍扔掉说，烟我不抽了，可以省下些钱。接着望着桌上的筲箕，眼珠子吃力地转了一圈说，卖粮食。说着，我爹去里屋往口袋里挖粮食。我家囤粮食的是个用竹篦围成的圆筒，底部垫着木板，我家粮食本来就不多，很快就挖到了底，发出“咯咯嘎嘎”的响声。我娘泪花在眼眶里打转说，以后吃饭咋办？我爹把粮食口袋扎好说，走一步是一步，到时候再想办法。

我爹把家里口粮卖了，从此我家连吃玉米粥都成问题，为节省玉米面就往玉米粥里搅一种绿绿的尖叶小菠菜，这是我娘去滩地里挖的一种野菜，野菜和玉米面一煮玉米粥就不稀了。那段时间，我爹说不抽烟也不完全对，只是不再掏钱买烟了，遇到有人让烟还抽，可是谁会给一个农民让烟？我爹开始在抽烟上动脑筋，他发现好些人抽烟不爱惜，还剩小半截就吐掉了，我爹就捡烟头，把烟头拆开倒出烟丝，再用纸把烟丝卷成烟抽。有次，六指爹嘴角一撇，“噗”地吐掉一截烟，烟头在地上冒着烟，我爹跟在六指爹身后，我爹偷偷弯下腰拾烟头，刚把烟头拿在手里，六指爹就转过身说，听说你把口粮卖了……六指爹双眼盯着我爹的手不动了，我爹尴尬地笑说，还冒火呢，别烧着孩子的光脚了。我爹说着把烟头扔到了路边。六指爹笑笑，背了手走，边走边说，你娃要考不上大学，你可就把人丢尽了。我爹愣了好半天，看六指爹转个弯不见了，才四下看看，赶紧把刚才扔到路边的烟头捡了回来。

当时，乡高中增加了编外复读班，宿舍不够，就在学校空地上仓促搭建泥墙茅草屋，当宿舍，在墙上凿一个洞，洞里嵌一个旧窗户框子就是窗户。每天早上起床被子上都落一层草屑。那草房质量很差，一脚就能跺塌。

我们的教室是个旧仓库，在学校边上，我和六指的座位临窗，扭脸就能看见外面的树林，树林对面就是乡小学。一看到乡小学，六指的学习劲头就上来了。当时，六指喜欢用手蘸上水梳头发，把头发梳得溜光，脸上还抹雪花膏，胳膊窝里涂上香皂，老远就能闻到香味。六指在穿上也讲究，他来复读时新做了蓝华达呢上衣，衣领上别着两支曲别针，而我穿着破衣服，肩膀上还缝着补丁，和六指一比，我像个长工，六指像地主家的阔少爷。还有在吃上我和六指差别也很大，那时候在学校吃饭要交粮票，农民想要粮票就得用粮食换，我爹怕用粮食换粮票吃亏，就让我带馍袋去学校，不吃学校食堂。那时候，一到开饭时间，大家都往食堂跑，我是无精打采回宿舍吃馍，有时候馍放时间长了发霉，我也舍不得把发霉的馍皮揭掉，直接吃掉，啥事也没有。只是长期啃干馍胃受不了，整天冒酸水。

有次我回宿舍吃饭，发现挂在床头的馍袋没了，吓出我一头汗，我在宿舍里急得团团打转。突然，六指用肩膀顶开门，端回来一脸盆捞面条。我说，看见我的馍袋没有？六指说，都发霉了，扔到学校猪圈，喂猪了。把我气得够呛，六指用眼睛指示我说，吃捞面条吧，你要吃不完给老拐留些，老拐也是个困难复读生。借用高尔基的话说，我扑在捞面条上，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，呼呼噜噜，稀里哗啦，把六指惊得目瞪口呆，我蹲在地上，一口气把一脸盆捞面条吃了个精光，连汤都不剩，等我想站起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像个孕妇一样大腹便便站不起来了。我扶着床沿试着站了几次，几次都失败了，我每次站起来腰只要一直，肚皮就绷紧了，感到肚子里的捞面条就往喉咙眼上涌，不敢吐也舍不得吐，赶紧收起肚子坐下，脸色苍白，脑门上冒虚汗。没办法，最后大家把我抬出宿舍去找老师，老师大声呵斥，咋回事？抬我的人说，吃饱了撑的。晚上睡觉，我不敢躺也不敢趴在床上，只能蹲着，我是在床边蹲着睡了一晚上，中间只要歪倒，立刻就会疼醒，那次真是差点把我撑死。

说到这里，女记者替我担心，她问我，你没有留下后遗症吧？我说，后遗症倒没有，第二天没吃东西，慢慢就好了。说着，我去方便，火车运行的速度明显加快了，火车咔嚓咔嚓向前走着，车厢接头处的声音更为激烈，我伸着脑袋朝外张望，是山区，列车一个山洞接一个山洞地钻。

回到硬卧隔间，别的人都躺铺上去了，女记者拿出吃食，摊在两个下铺中间的桌子上让我和六指吃，女记者说，你们接着说，对了……女记者忽然想起什么，挠着头问六指，那个花什么椒，你和人家有结果吗？女人就是对情感问题感兴趣。我说六指，你给人家说说，弄不好还可以给你写个故事发手机上。六指一听说要写故事就害怕了，故意装瞌睡，我就替六指说，那时候，六指的穿着打扮都是给花椒看的，每天早上的早读，六指都要拉我去乡小学大门口对面的树林里背书，六指一边看书一边瞄着乡小学大门。有时对小镜子挤脸上的粉刺，绷起嘴巴拔胡子，他下巴上本没啥胡子，好容易摸到一根刚冒头的胡子拔不掉，就让我帮他拔。我没时间剪指甲，指甲长，长指甲夹着胡子猛地一拔，把六指疼得跳起来。有次，花椒从乡小学大门出来，六指“呼”地一下从树林里蹿出去，拿本书装模作样在路边读，花椒连看也没看就从他身边走过去，让六指很失望。

更失望的是半年后，花椒结婚了。花椒结婚那天，在婚礼的鞭炮声中，还有唢呐锣鼓声，两种声音搅和在一起，震得人耳朵发聋。迎娶花椒的队伍从我们乡高中门口路过，我们这些大龄复读生也糊里糊涂沉浸在花椒的喜庆中，早把花椒娘承诺的比武招亲打擂台的事忘了。花椒结婚那天，鞭炮没少放，尤其是路过乡高中的时候，鞭炮放得格外密集，一个钻天猴没放好，炮仗蹿到了教室里，打到黑板上，把老师吓得“嗷”一声跳到教室外面去了。六指呲牙骂道，扯谎诓人啊，说话不算数！打那后，六指开始失眠，眼里布满血丝，头发也不梳了乱糟糟的像个鸡窝，搭眼看去，活像一个恶鬼。六指脾气也坏了，不再那么宽厚，接着他就退学卖豆腐去了。

女记者不禁长叹一口气，没精打采地说，没意思，那哪叫爱情？就是单相思。接着问我，你呢，为了复读还受了哪些苦？我说，学校后来让买复习资料，我没钱，后来我爹不知道咋知道了，找六指爹借了50块钱给我买资料，可是一个月后六指爹进黄豆需要钱，就让我爹还债，我家一时半会儿还不上，我爹就去县里卖血。

那天，我娘左等右等不见我爹回来，就去路上迎，走呀走，路上不见人影，忽然，路的尽头，跌跌撞撞走来一个人，跌倒爬起来，爬起来再走，我娘心里一紧，赶紧跑过去一看是我爹，忙把外衣脱下，披到我爹身上。我娘问，你不是骑自行车去县上的吗，自行车呢？我家那自行车破旧不堪，值不了十块钱。我爹头脑发晕，路在眼里打转，他嘴一张，又合上，张一张，又合上，有气无力说，自行车……卖了。这时我娘才发现，我爹的鞋帮已裂开了，裂口处露出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趾头。那次，我家总算把六指家的债还上了。

那年，过春节的时候，闻到村里人家煮肉的香味，听到村里人放炮过年，我心里不是滋味，让父母跟着我受苦。我爹站在家门口，看到六指爹骑着摩托车，车后架上驮着半扇猪肉。我爹嗅嗅鼻子，指着六指家说，就他家飘出来的肉味厉害，我听到我爹肚子里“咕咕”叫了两声。我家为了我复读，过春节也舍不得割肉，吃白菜煮萝卜，我爹夹起一块萝卜说，就当这是一块肉，吃到嘴里，是不是有肉的味道？我娘也吃了一块说，是的是的，真有肉的味道。我眼里含泪说，爸妈你们放心，等我考上大学，让你们天天吃上肉！

女记者替我着急，问我，你后来考上大学没有？接着，女记者一伸手说，你别说，让我猜猜。一定是考上了，对不对？我说，当然考上了，还是全县文科状元，我要考不上咋活呀。那受的罪，比六指现在苦一万倍。晚上，自习课熄灯后，我在两边太阳穴上抹清凉油，弄得满教室都是清凉油味，呛得我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，反而不瞌睡了。我点着煤油灯在教室里熬夜复习，油灯的光，把我的脑袋放大，投到坑坑洼洼的土墙上，看起来像个巨大的怪物。晚上吸一肚子煤油灯的烟，早上俩鼻孔都是黑的。夜里，我经常疲惫不堪地学着学着就睡着了，还梦见自己考上了大学。奇怪的是，我还真考上了。

这时候，六指已经坐到靠窗的弹簧椅上，一只胳膊支在紧挨窗户的狭长桌子上，没精打采地说，我承认那时候你比我苦。我说，你忘了，有次我回家拿馍袋，看见你坐在家门口的躺椅里，躺椅边的圆凳子上摆着茶壶还有一盘酱牛肉，你看见我回来，故意喊我，大学生。说着，你捻起一片牛肉悬在嘴上，眼睛看着我说，想不想吃？我不由自主地咽下口水，知道你是在眼气我。那时候你已经退学回家了，当时我真想吃一口你的牛肉片，要知道我已经好久不知肉味了，可我还是把脸扭到一边，逃回了家。

六指有些不好意思，搓着手偷笑说，我知道你周末要回家拿馍袋，就故意坐在门口躺椅里馋你。我说，你是把我馋得够呛，不过我现在也眼气你。六指茫然地抬起脸说，你眼气我啥？我说，你挣钱比我多。六指说，我那活又累又脏，还受气，你愿意干？我暗想，六指误会了，不是我干不干的问题，而是我根本就不可能干，我有我的工作。至于说我眼气他，那是客气话。我稍稍缓口气说，哎呀——我的话你没听懂，不管咋说，你眼气我工作体面没道理，我那是拿命换来的。女记者在一边突然一拍桌子叫道，六指，你咋不做豆腐了？说着，女记者又咳嗽起来，就赶紧剥蒜往嘴里含。六指说，现在豆腐生意不好做，一是做豆腐的人多了，二是吃豆腐的人少了，现在有那么多好吃的谁还吃豆腐？所以我无师自通学会了铺地板砖。

最后，女记者总结道，你俩也别抬杠了，甘蔗没有两头甜，六指是先甜后苦，你是先苦后甜，基本算是扯平了。六指现在嫉妒人家也没道理，人家付出那么多，理应过得比你舒服。这是社会发展规律，有付出必有回报。

六指无话可说，就嚷嚷着要睡觉。这个时候，车厢里的灯闪了几下，是要熄灯的信号，六指一个急转身站了起来，脑袋在中铺沿上磕了一下，但他还是抓住卧铺上的梯子麻溜地爬到上铺，将被子盖在身上，想想直接睡了似乎不太好，就对我说，熄灯了，你也睡吧。六指话音未落，车厢里的灯刷一下灭了’。

火车到我们县是第二天凌晨，女记者还要往前坐，在我和六指准备下车的时候，女记者突然问六指，你为啥叫六指？看来记者都有刨根问底的职业习惯。六指高高举起右手，他右手的大拇指外侧有一个明显的疤痕。六指说，我右手的第六根小指头割掉了，所以我叫六指。

火车缓缓停靠在我们县火车站，这给我带来一些回忆，一些疲惫心灵的休憩。我听到了来自县城四周零星的鞭炮声，听上去犹如铜钱大的雨点打在铁皮鼓上。在我们县，清明节这天是一定要到祖坟上放鞭炮，越早越好。天慢慢放亮，鞭炮声也密集起来，把清明节的早晨搅和得一片热闹。

……此后，我和六指联系依然不多，偶尔联系，只是匆匆说几句话，然后就各自忙去了。再后来，发生的事情太突然，我没料到会出这种事。我也是读了报纸后才知道的，说六指杀人了，我不信，找人打听，六指确实杀人了，杀的是富人汤老板，我信了。汤老板在省城买了新房，让六指给新房铺地板砖，铺好后，汤老板嫌地板铺得不满意，要拆掉重铺，俩人争执，六指气恼不过，头脑发蒙，用铺地板砖的榔头把汤老板敲死了。只是六指没想到汤老板那么不经敲，只敲一下，就死了。

巧得是，和我坐一个硬卧隔间的女记者和汤老板住一个小区，女记者写了报道，说六指是嫉妒杀人。我想，汤老板要不坐那趟车，或者不在那个硬卧车厢里，他就不会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