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 月下旬，成都武侯区玉林路。湿热弥漫在空气里，花草树鲜艳浓绿。
在一家可以吃饭喝茶搓麻将的饭馆里，两个带着口罩的女性开门进来，细小的汗珠从她们额头纹理中沁出来。慈眉善目的两人衣着舒适，神态轻松，她们是一对已经相伴 16 年的伴侣——于是和小荻。
年届 50 的于是，可能是过去中国大陆「知名度最高」的拉拉之一。
2006 年，她作为嘉宾接受了当时风靡全国的电视节目《鲁豫有约》的邀请，讲述自己「女人爱女人」的故事。这在圈内被称为「出柜」，即公开自己的性取向。于是的「出柜」，面对着电视镜头。
「我想要的就是大家有一个公平的天空，我希望今天做的，今天说的，今天去关心的，去影响的，能够为我们的将来带来更多的阳光、公平和尊重。」她在节目采访中说。
在中国，只有 5% 的性少数人士公开了他们的性身份。这一数字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、北京同志中心等机构出具的调研报告。该报告发布于 2016 年，距离那期节目，已经过去 10 年。
14 年前节目播出时，互联网技术还远未普及，电视是主流媒介。那次节目产生的影响，远超过预想，于是意外成为国内拉拉群体中蓦然亮起的一盏灯。
电话潮水般涌向她所在的成都。当地 114 的工作人员不停打电话过来：有人找你。其中，最让人意外的，是很多年纪很大的姐姐闻声而来。
「做完节目后，60 多的、70 多的、接近 80 岁的都来找我。」于是最先照亮的就是老年拉拉。
节目的播出，对老年拉拉中的一些人来说，好像天上透出的一缕阳光。「她们一直觉得这种感情是见不得人的，是不能够给别人分享的。虽然说我们阵地不够大，还没有走向主流社会，但是她们毕竟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，有了倾诉的对象。让这些老人在晚年感受到了认同自己的快乐和幸福，我觉得是个非常美好的事，具有非常大的意义。」于是说。
之后几年时间里，仍有老人不远千里赶来，寻找她们的答案。这群人终于知道自己原来是拉拉，原来不止自己一个人和别人不一样。
「看到她们，我就听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声音，是孤独的声音。」
老年女同性恋者群体很隐秘。于是联系到的老年拉拉中，年龄最大的是 40 后。她们踪迹难寻至极。每个人几乎都按照时代的要求，把自己严丝合缝地装了进去。在她们的时代，女性的价值被毫不掩饰地总结为：结婚、生子、照顾家庭。
「她们到了老年以后，社会观念改变了。找到我之后，就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改变了，氛围也不一样了。」于是这样解释部分老年拉拉愿意浮出水面的原因。
其实，能够通过电视节目知道，甚至找来的老年拉拉，仍然是少数。她们拥有相对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，比如有电视和电话。
更多的，是没有被看见的。
「大量的不是像她们这样的。这样的故事千千万万，就被淹没了，包括老年男同也是一样。」但在女性和拉拉两重身份之下，女同性恋者承受双倍重压。其生存图景与男同性恋者存在着极为鲜明的不同。
14 年后的 2020 年，很少再接受采访的于是告诉「偶尔治愈」，即使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污名、歧视和恐惧，她反倒觉得可以理解。「得先知道同性恋，才能反对。（至少）说明他们看到了我们。」
「我们要越来越重视人性，越来越重视感情的需要，越来越尊重生命。我觉得这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的主题。」一位性少数群体资深社群人士对「偶尔治愈」说。
曾经经营过一家拉拉酒吧并成立拉拉关爱组织的于是，是拉拉乃至性少数群体的一位亲历者和见证者。她目睹了群体内部和外部的观念变迁。
她和她的爱情
每次讲李莲荣和王建华的故事，于是都心里发酸。
最后一次见到李莲荣是在成都的一次聚会上。那时李莲荣已经 70 多岁，身形高大。当时，李莲荣抱住于是呜呜地哭，边哭边说：「跟你讲一句老实话，我这辈子就爱过一个人，就是我的老师。」
李莲荣口中的「老师」便是王建华。在李莲荣十六七岁的时候，二十多岁的王建华作为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大军中的一员，到村里教书，李莲荣是学生之一。
两人的情愫悄悄生长。每天放学，等其他人都走完，王建华会送李莲荣回家，但每次也只送到村口，绝不会进去。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源都更好些的王建华，用自己的一切帮助李莲荣摆脱农村的困苦命运，鼓励并资助她继续读书。
等李莲荣到了适婚年龄，王建华甚至帮忙安排了相亲，为她找到一个经济条件和人品都不错的男人。
「不管你多喜欢，那个时候都应该结婚。这是一条符合传统道德和社会正确的道路。」于是说。
之后，王建华和李莲荣在各自的家庭轨迹中运转，没有再联系。近 20 年后，李莲荣再次等来了王建华的消息。两位老人已经年过花甲，再次相见，李莲荣三代同堂，王建华则离婚了两次。
王建华希望李莲荣也离婚，然后跟自己在一起。这几乎是所有性少数情侣都要面临的矛盾：一方要去结婚。她们时常为此争吵。
每次见到于是，王建华都会抱怨：「李莲荣还没有离婚，她就是不够爱我。」有时说着说着就声泪俱下。但每次吵完，王建华又都会主动示好，两人又很快和好如初。
一次活动上，李莲荣和于是坐在一起吃早饭，王建华「贱乎乎」地站在她们身后，一会儿问李莲荣「你吃块蛋糕吗？」「你吃个鸡蛋嘛？」。后来，王建华和李莲荣一块参加活动，「两个老太婆，手牵着手，握得可紧了。」
在决定接受李莲荣不离婚之前，王建华是个很能「折腾」的老太太。一次赌气之下， 70 多岁的她向李莲荣发出「最后通牒」：「我能离婚，你为什么不能？你不离，我就另外找人」。
王建华开始线下见网友，最北到黑龙江哈尔滨，最南到云南昆明。她见了很多人，中间换过几任女朋友。
于是说：「这些老人家真的特别可爱。她们跟我们年轻人没有区别。她们的活力还是那么的强烈。通过她们，我才知道，比如说女人绝经了就怎么样，其实完全不是的。她们有自己的追求，有自己的爱情，还有自己的生理需求。」
成都一别后，于是再听到关于李莲荣的消息，便是老人离世了。王建华发来信息：你的李莲荣姐姐去世了。后面加了一个大哭的表情。两位老人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纠葛也随之落幕。
「李莲荣最后一次哭是因为自己没离婚，王建华有怨言。现在王建华姐姐 80 多了，也没有另外再找。」于是说。
但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是悲剧。
于是在成都成立的拉拉关爱小组曾去过湖南的一个偏远山村。在那里，她们发现了一对一起生活了快 60 年的老年拉拉。
这对老人住在泥巴墙、茅草顶的房子里。屋里挂着领袖画像，喝水的瓷缸上写着革命口号。她们在 20 岁出头的年纪相识相恋，志愿者来家拜访那一年，她们已经年近八旬。两人甚至不知道「同性恋」这三个字。当志愿者问她们的关系时，两位老人只会掩面，笑而不答。
她们为何没有被社会观念裹挟，结婚生子？原因荒诞又讽刺。
其中的一位老人年轻时算过一次命，算命先生告诉她：你这辈子不能结婚，否则一家人都会倒霉，包括你未来的老公。「所以整个村子的人都没有人给她提亲了，父母也不逼她相亲结婚了。这真的是她很大的一个幸运。」于是说。
与这些老姐姐的相遇，改变了于是对于老年女性的看法，即使她同为女性。
她们可以爱，也可以去追求爱，还可以有性需求。「在异性恋的故事中可能听不到这些。异性恋中，如果女性到了 60 岁或 70 岁，就没法再谈论爱、谈论性。其实这也是一个共同的困境。」
老年拉拉在爱情中的表现其实与年轻人一模一样。于是说，「她们需要一份感情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情。婚姻无法改变一个的性取向。生了孩子，有了孙子，也没有办法改变。」
无人知晓
李莲荣去世后，于是大哭了一场。
「我真的是没有为她们做太多事情，但是她们每个人都很信任我，把自己的感情都告诉了我。老人们分散在天南海北。来找我一次不容易，我去看她们一次也不容易。」
李的家人直到她去世，都不知道王建华其实是她的人生挚爱。绝大部分的老年拉拉，都跟李莲荣一样，秘密隐藏了一辈子，至死都无人知晓。
2007 年的一个下午，一对老太太走到于是的酒吧门口。酒吧每天 6 点营业，当时只有 5 点。她们相互搀扶着，走得非常缓慢，还有些颤颤悠悠。于是的伴侣小荻在做酒吧开门前的最后检查。看到这两位老人时，她的第一反应是：是来收水费的或者是路过口渴想进来要点水。
其实，两个老人是 69 岁的金姨和小她几岁的女友，从河北来。于是当时正在二楼拖地，闻声下楼。
「于是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」这是金姨坐下来开口说的第一句话。老人的样子很激动，她反复说：「我如果生在你们这个年代，我绝不会结婚」「我以前的女朋友一个比一个漂亮」。
来的老人，许多人的目的只有一个「想亲眼看一看，你跟我是一样的」。她们漫长的人生中，于外，她们本分地完成着被认为是属于自己的任务——女人、妻子、母亲、祖母；于内，却囚困成一片荒漠。
所以她们一定要找到于是，表达出对「自己人」强烈的渴望和亲近。
找到她，就像找到了「组织」。在酒吧里，老人们发现跟自己一样的不仅不止一个，还有那么多生在不同年代的年轻人。
但当拉拉老去，她们像所有老人一样，底色大多孤独。伴随着衰老，她们同时也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权。
于是后来跟朋友亲自去河北看望过一次金姨。那时她已经 80 多岁，虽然四世同堂，但自己跟保姆住在一个独栋的院子里。
再次相见，金姨非常开心。知道于是抽烟，老人翻箱倒柜，找出一条包装完好的烟招待她。其实，因为放了太久，烟已经反潮，于是没有告诉金姨。她们的到来让老人充满活力，眼睛都是发亮的。
但后来，金姨突然消失了。她的手机号码无法再接通，家里的座机号码也不再使用。
后来于是打听到，金姨摔了一跤，改为子女照顾。因为她喜欢把于是在公众号上发表的文章全部打印出来看，就放在家里，蛛丝马迹被子女知晓。他们发现了母亲的秘密，便断掉了她跟她们的一切联系。
因为是女性
14 年前，参加《鲁豫有约》，是因为于是自己心里一直有一道坎，她希望这个世界知道，拉拉是群什么样的人。
「我对我的朋友很好，对我的爱人和我的爸妈也都很好。我认识的朋友、我身边的女孩子们都很能干，都是非常好的人，为什么我们就要比别人要活得艰难呢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像别人一样的光明正大去生活？」
于是的问题几乎可以套用到所有性少数群体身上。但对于拉拉来说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——她们是女人。
像李莲荣，她无法像王建华一样独立决绝，所以非常痛苦。「王建华文化水平本来就很高，也有自主权。她可以离婚，而且，两次婚姻的两个女儿能都带走，谁都不给，她就能做到。」于是说。
李莲荣的经历和选择具有普遍性。在中国，作为一位老年女性，她被社会身份包裹，既要照料孙辈，还要照料和自己一样年老的丈夫。李莲荣说：「我真的做不到离婚，老头子这么老了，我怎么跟子女交代。我就算有爱情，还是要『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』」。
对于老年性少数来说，他们自觉地接受时代的规训，顺从主流意志和价值选择，集体优先于个体几乎是那代人天然的认知方式。其中，不论男人还是女人，到了适婚年龄，就应该跟异性结婚。
这种状况，今天依然普遍。
女性权益的整体境遇相比于半个世纪以前有多少改变，答案并不乐观。身为拉拉，在这一语境之下，更像是双脚上铐。也因为性别差异，拉拉与男同两个群体的境遇和个人生命体验大为不同。
李莲荣在安慰王建华时，每每都会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「我们早就分房睡了」。这是无法离婚的拉拉安慰另一方时的常用话语。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个苦涩的事实：女性的身体不属于自己，真正能属于她的，只有自己的心。
于是收集的老年拉拉的故事里，只有王建华的前夫发现了她喜欢同性，因为他看到了王建华跟李莲荣的来往书信。其他人则浑然不知，没人发现或者意识到自己的妻子是同性恋。「老年拉拉的情感世界其实是悲伤的。没人关注，也没人在意。」
在于是的伴侣小荻看来：「这些女性在家里的角色就是一个——老婆。什么叫老婆？洗衣服、做饭，一日三餐伺候老公。在家里，她是妻子、母亲、奶奶或者外婆，不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的，不会表露自己的情感需要，没有人去考虑，也没有人需要。」
对于男同性恋来说，走入异性恋婚姻被视为这一群体的最大原罪，因为他们「制造」了「同妻」（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与男同性恋结婚的异性恋女性），让后者遭遇情感和身体上的折磨。
但对于拉拉来说，她们走进异性恋婚姻之后，「制造」「同夫」的「罪名」甚至都难以成立。因为作为女性，她们很少掌握在婚姻关系中的主动权，包括性主动权。
于是接触的老年已婚拉拉中，她们在婚姻中能为自己争取的最大自由就是到了晚年之后的分房睡，进入事实上的无性婚姻。
这之前，丈夫提出需求，不管是为了「履行」妻子的「责任」，还是被强迫，很多时候，她们即使不愿意，可能也无法拒绝。
弱势的女同组织
在性少数群体中，两性权利关系的不平等依然投射其中。
很多情况下，男同群体不会天然地将拉拉群体视为完全对等的权利主体。因此，即使同为性少数群体，在合作的同时，二者之间也存在着长期的张力。
很多男同，事实上主观「利用」了自己的性别特权——「他们中的一些人，可以很明确，我需要一个女人、一个家庭给我面子，同时我还要一个后代。生了孩子以后，他就可以离婚或者再也不碰这个女人」。一位已经走入异性恋婚姻的男同朋友在聊天中，曾这样告诉于是自己结婚的原因。
「他说到自己的妻子时，很冷静，也很厌恶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样对她的伤害。其实他也没意识到，我也是个女人。我很敏感他对女人的伤害。他的态度让我感到冷血。」于是说。
然而，让她明确建立这种自知的经历，是 15 年前。
彼时，于是到北京参加一个社群组织大会。一位国内早期的男同组织负责人，这样告诉十几名参会的拉拉代表们：「你们为什么要成立自己的组织？你们就读几本书就完了。」
于是说：「05 年我就开始意识到，男同女同虽然说性取向是都指向同性，但是有相当大的区别。」根源就在于男性和女性各自作为权利主体时，女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置于次要地位。
与此同时，支持拉拉的女同组织，也往往更难获得发展资源。相较于男同组织受惠于艾滋病防控大形势，她们很难从国家艾滋病防控资金、慈善基金会等主要筹资渠道申请到专门针对拉拉的资金。因此，这些组织在公共知晓度、资金筹集规模等方面都更加受制和匮乏。
国内男同组织能够获得相较而言更快更好发展背后，也指向了一个性少数群体在国内发展的潜藏问题。
于是曾经参加过一个男同组织成立 10 周年的庆祝大会。参会的嘉宾不仅包括当地卫生部门的领导，还包括当地公安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人员。这让她十分感慨，「他们来参加，其实并不是因为支持同性恋，而是因为艾滋病。男同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关注，艾滋病其实是一个契机。」
艾滋病的防控，对男同组织的发展是契机。在国内的公共语境中，提到性少数群体，一般会先想到男同性恋。但同时，提到男同性恋，很多时候会让不少人先想到艾滋病。这一污名化的联结，至今仍远未消解。
针对性少数群体，公共观念的改变漫长而艰难。
固有的观念，让很多人只看到性少数群体在性取向上的不同，但却忘记了，除去这一点不同，大家其实一模一样——都有爱的需要，都想在社会中找寻自己的价值。
「我觉得（观念的东西）并不可怕。它就像一座山一样， 我们每个人去挖一铲，山就会消失。」于是说。